于1966年8月19日举行特别局务会议，专门研究此事。会议考虑到从《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判断中国的“文革”会持续一段时间这一情况，为切实完成总部下达的使命，决定组建一个代号为“第一顿河之星”的小组，专门负责搜集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情报。
“第一顿河之星”小组从1966年8月底成立，直至中国“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次年即1977年才解散。这个小组在1966年12月至1968年12月这段时间里，所领导和直接、间接指挥的间谍，最多时达到380名。根据克格勃主席的特别批准，“第一顿河之星”根据其工作的需要，可以动用克格勃任何部门的人员和设施、装备。在最初几年里，“第一顿河之星”为了获取所谓的“第一手情报”，曾屡屡动用第一管理总局对外谍报局第六部中国处所掌握的潜伏在中国境内的间谍搜集中国“文革”情报，致使多名克格勃潜伏间谍被中国公安机关逮捕。由此，对外谍报局和情报局还曾产生了矛盾，直到1968年底安德罗波夫出面调解后，才以情报局的让步而换得了矛盾的缓和。
在“文化大革命”十年间，中国公安机关破获的克格勃间谍案件甚多，由于当时的特殊原因，公开报道的极少，比较出名的就是以“中国通”而闻名克格勃内部的苏联间谍（公开身份是苏联驻中国大使馆一等秘书）马尔琴柯大丢其丑的“1·15案件”。
1974年1月15日晚上9时许，首都北京的大街上，行人已渐渐稀少。从苏联驻中国大使馆的大门里，驶出一辆灰白色的车号为“使01—0044”的苏制“伏尔加”轿车，穿街转巷，往东北侧郊外疾驰而去。这辆轿车与一般汽车略有不同，就是它的尾灯电路已经经过改装，踩下制动器时尾灯不会亮。这样做的目的，是为途中停车下人时不易被发现。
“伏尔加”轿车里，坐着5个人——苏联驻华使馆一等秘书马尔琴柯夫妇、三等秘书谢苗诺夫夫妇和武官处翻译科洛索夫。这5个苏联人全是克格勃间谍，其中开车的马尔琴柯是克格勃中有名的“中国通”，他曾以研究中国明史著称，并有过著作，擅长汉文书法，能讲一口流利的北京话，他是代表克格勃全权指挥潜伏或派遣来中国的克格勃间谍。
“伏尔加”轿车驶至离市区约5公里的北环东路太阳宫人民公社地界内的一个阴暗处，突然停了下来。车门打开，从轿车里下来一高一矮两个人——谢苗诺夫和科洛索夫。他们为防止暴露，事先都化了装、谢苗诺夫身穿一件蓝色的中国普通棉大衣，头戴黑色绒线帽；科洛索夫穿一套藏青色涤卡中山装，头戴一顶蓝色单帽，脚穿一双黑布鞋。两人都戴着大口罩。他们在关上车门前，科洛索夫从车里拎出了一个沉甸甸的旅行包。
谢苗诺夫、科洛索夫下车后，朝着前面约170米处的西坝河桥走去。马尔琴柯则驾车继续前行，他们已经说好，半小时后将“伏尔加”开回来接两人同返使馆。西坝河桥是一座长30米宽15米的公路桥，谢苗诺夫、科洛索夫来到该桥的东北角，停了下来，左右张望了一阵，走下了桥洞。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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